文明社会的六个特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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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社会的六个特征
什么是文明？这个概念充满了争议。《牛津词典》对“文明”的定义是——“指社会高度发达、有组织的一种状态”。
但是，怎样的社会状态才算得上“发达、有组织”呢?
这就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。
长期以来，很多人在谈及“文明”一词时，总是冠以“古代”或“现代”，“东方”或“西方”等前缀，希望以此论述文明的“分野”。
令人尴尬的现实是，即便踏入现代文明，几百年来的历史依然一直充斥血腥、强制和奴役，于是这类“文明”和野蛮总是相互交织、难分彼此。
与此相反，在欧洲所谓“黑暗的中世纪”，却出现了大量的自由城邦，那里的私有财产、司法权威都得到充分的尊重，人们的潜能得到超乎想象的发挥，某些天才所取得的成就，至今无人超越。
如此看来，人类文明的进程似乎并不总是阶段进化的，而是有着某些贯穿始终的、全人类共有的要素。
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：文明是人类特有的，动物世界没有文明。文明与野蛮，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后果。
自有文字记录以来，人类社会的暴力浓度总是越来越低。
几千年来，人类的对同类的残杀越来越少，这是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最重要的标志。
人类活得越来越好，这首先得益于越来越安全，战争和暴力，是影响人类安全感的第一大原因。
例如，英国人统治印度期间，废除了寡妇殉葬制度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19世纪的英国体制就比印度文明得多。
再比如，在某些地区，人们会将出轨的女性用石头砸死；在非洲的某些部落，仍然保留着对未成年女子行割礼的习俗，这种仪式通常是强制的，并且通常没有麻醉和消毒……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行为。
欧陆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曾认为，当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旗帜插遍欧洲时，野蛮和暴力就会永久消失。
正如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赵林所说，启蒙运动本身就酿造了野蛮和暴力——当法国大革命的群众高举着正义的大旗，并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唯一的正义时，这种激进主义必然会造成文明的失守，并导致更大范围的野蛮。
他认为，野蛮和暴力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，文明可以让人尽量少地使用它，甚至有一天不需要再使用它，但绝无可能消灭它。
可以说，即便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，野蛮也并没有消失，我们还将在各种社会新闻中看到它的踪迹。
而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，如何防范他人的野蛮以及如何克制自身的野蛮，前者决定了我们的安全感，后者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感，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必不可少的修炼。
米塞斯说，自由的含义如果只能浓缩成一个词，那就是私有财产。
在动物世界中，两只蚂蚁争夺一块面包、猎豹和鬣狗争夺一块肉，遵循的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。
而在人类社会，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，因为财产不受侵犯，是人类获得其它自由的根基。
当人人都拥有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，市场交换和分工协作才成为可能，人类才能告别残酷的丛林法则。
而产权边界越清晰的制度，越能鼓励人们诚实守信。可以说，私有财产受公平保护的程度越高，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。
历史教科书曾告诉我们，英国之所以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，是因为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，这塑造了它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。
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，要看这个国家最信奉什么观念。
他认为，英国即便没有发生工业革命，也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，因为他们对私有财产尊重的深入骨髓，连国王都知道，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，不得私自踏入百姓的房门。
于是有了那句流传甚广的英国谚语: "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。"
拉美差不多与北美同时期取得独立，但由于没有像美国那样继承英国的财产权制度，因此至今处于贫困、动荡的深渊。
而赵林更进一步指出，由托马斯·莫尔生发出来的乌托邦主义，曾经在欧洲的启蒙时期大为流行，乌托邦主义者们有一种共同的社会理想，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私有产权和种种罪恶现象的平等社会，这种思潮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穷人对富人仇恨，20世纪多场大灾难的思想根源，也大多和乌托邦主义有关。
虽然休谟、柏克、阿克顿、托克维尔、孟德斯鸠、哈耶克等等思想巨人，早已论证了财产权对自由的重要，但乌托邦主义的魅力实在过于巨大，它至今还盘桓在那些自诩上帝的政客和想要"打土豪，分田地"的人心中。
如果用是否彻底尊重他人私人财产的标准，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文明，那么当今中国，有多少人能称之为合格？
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在《荀子·议兵篇》中言：“ 民齐者强。" 所谓民齐，就是指民众之间的团结协作。
在生物界，动物虽然也能协作，但是协作程度远远不如发明了市场的人类。人类依仗市场交换，分工已经高度职业化。
近代以来的全球化，更是让人类的协作程度达到空前，全人类的财富总量和生活水平，都呈加速度增长。
例如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，北方少数民族侵略中原，抢劫、杀戮，甚至还吃人肉。这些残暴血腥的行为，与中原汉族相比，当然就是野蛮。
后来，一些部落受中原人的影响，逐渐懂得与汉人做生意，用畜牧产品交换茶叶、铁器，这就是一种野蛮向文明的开化。
而那些坚持封闭自己的种族，最终被历史所淘汰。
在一篇论及文明发展的文章中，赵林将文明之间的迁徙、融合，看作一种更高维度的分工协作，比如罗马文明与希腊文明的融合，最终缔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罗马帝国。
这几年反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回潮，亚非拉多个国家涌现了一批民族主义者，认为关闭国门更有利于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中，保护自身利益。
对此，赵林认为，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，就在于唐朝确立的开放性，这种开放性一直到晚清时才落入“闭关锁国”的陷阱，以至于衰落。
虽然当今中国改开成绩瞩目，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有质的提高，但守旧顽固的声音依然存在，甚至不乏呼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声音，那些高喊“三免”的人士，便是其中极具蛊惑性的一种。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如何在各种杂音中，与中国这个古老文明、新兴大国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，不被时代所抛弃，这是一个切身相关的问题。
契约精神一词虽来自欧洲，但其精神内核，中国古代圣贤也已详细阐发过。
墨子说：“诚信者，天下之结。” 意思是说，诚信，是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。
韩非子也说，小信诚，则大信立。说明契约精神并非欧洲人独有，这是东西方都普遍认可的文明价值。
人类是有记忆和预见性的生物，当他积累了足够多的博弈经验以后，迟早会明白一个道理：
依靠无休止的相互残杀，永远无法走出囚徒困境，斩草除根也无法带来长治久安。唯有切实建立共同的底线、责任明确的契约，才是维护安全感的最佳方式。
尤瓦尔·赫拉利说，正是这种强大的“共同想象”，使人类跳出动物的范畴、成为万物之灵。
比如货币信用，它纯粹基于想象，但正是这种共同想象保证了它的价值，使人类的市场交换变得更加便捷、高效——凡是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的地方，就一定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。
今天的市场经济，让那些持续保持守信的人，在多次博弈的环境中一定是获利最多的，因为这样会形成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。
但是，作为一种人类内在的价值观念，契约精神并非来自市场经济下的工具理性，而是来自超然的非理性。
赵林指出，欧洲人的契约精神其实来自上帝，信徒与上帝之间订立了神圣的契约——不可作恶只可行善，因此当人与人之间互相作出承诺后，这契约也始终受到上帝的“看护”。
而对于高度世俗化的国家来说，诚信更多是作为一种世俗价值，它的践行与否，高度依赖人的道德水准和社会惩罚机制。
道德始终是少数人对自己的要求，而社会惩罚机制往往来得太迟而缺少威慑力，因此保持长期诚信的人始终是少数人。
只有当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认可诚信的价值，对自己的承诺有羞耻心，这个社会才可以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。
在一个文明的国家，唯一的国王应该是法律。
任何事物都严格遵循法治原则，任何人和组织都必须受到法律制约。由于契约的普遍建立，文明社会产生了宪法契约为核心的法治精神。
在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，分权制衡对公权有充分的约束，这使人们获得了长久的安全感、言论自由和创造幸福生活的自由……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宪法保障，没有普遍性的、体制性的任意刑罚（饥饿、剥夺睡眠、刑讯逼供等）。
即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，也必须经由严格的司法程序方可定罪受罚。
而在一个野蛮的社会，程序正义时常遭受践踏。很多昭彰的罪行，甚至就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。
因此我们可以说：契约精神是文明的基石，法治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一座大厦，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越高，保护人民的权利越充分，这个国家就越是稳定繁荣。
孟德斯鸠曾说，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。倘若一个公民可以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，那就没有自由可言了，因为，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权利。
在一部论及基督教的文章中，赵林指出，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，而人之所以能够遵行律法，是因为上帝已经将这些道德法则作为一种内在的“理性之光”赋予了人心，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。
同情心，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。
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说，自私是生物的天性，是生存和繁衍的依据，但是人类有同情心，并且，与自己相似度越高的事物，越能唤起我们的同情心。
例如，我们最关心的依次是：自己、亲友、同类、动物、植物……
个人选择越多的社会，越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性。当一个社会的规则容许人们“自私自利”，鼓励人们互惠互利时，人们反而会自发地同情弱者，处处为弱者着想。
因为这恰恰说明，这个社会普遍的状态是：凭着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活得足够好，并且有余力帮助弱小，将同情心扩大到陌生人、动物乃至一切生物的范围。
如果一个社会里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尊严、幸福，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。
相反，如果总是停留在马斯洛所说的“最低层次需求”——人们为了满足最低水平的食欲、性欲和安全感需求，就必须竭尽全力，甚至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。
身在这样的社会，人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动机追求更高尚的目标，美德和生活品质都将成为稀缺品。
文明社会不是空中楼阁，也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她是由每一个热爱自由，渴望自己和子孙后代拥抱文明的个体建成的。——先有文明人，后有文明社会。国外学者研究得出“文明人的七个特征”:
1、对自由、平等、守信的认知和坚守。
2、对善恶正邪的分辨力，与对真理追求的自觉性。
3、对正义与公正的自觉维护冲动与行动。
4、对知识的渴望与不断学习的能力。
5、对同类或同胞的善意。
6、对邪恶的鞭挞与抗拒。
7、对弱势的同情或扶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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